对小孩子而言，他们并未意念到死前痛苦的景象，因此“死”与“离开了”对他们只是同样的“不再打扰其他还活着的人们”。他们分不清这个人不在，是由于“距离”，或“关系疏远”，或是“死亡”〔56〕。如果，在小孩最早的年岁时，一个保姆被开除了，而过不了多久母亲死了，那么我们由分析往往可以发现，这两个经验在其记忆中即形成一个串联，其他尚有一个需要了解的事实是小孩往往并不会强烈地思念某位离开的人，而这常常使一些不了解的母亲大感伤心（譬如，当这些母亲经过几个礼拜远行回来后，听佣人们说：“小孩在你不在时，从不吵着找你”）。但其实，如果她果真一去不回地进入幽冥之境，那么她才会了解小孩只是最初看来似乎忘了她，但渐渐地他们便会开始记起死去的亡母而哀悼的。
因此，小孩子们只是由希冀消除另一小孩的存在，而将这愿望冠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由死亡愿望的梦所引发的心理反应证明出，不管其内容有多大相同，梦中所代表的小孩的愿望与成人的愿望是相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对小孩梦见其兄弟之死解释为童稚的自我中心使他视兄弟为对手所致，那么，对于父母之死的梦又如何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呢？父母爱我、育我，而竟以这种极自我中心的理由来作如此的愿望吗？
对这难题的解决，我们可以由某些线索着眼——大部分的“父母之死的梦”都是梦见与梦者同性的双亲之一的死亡，因此男人梦见父亲之死，女人梦见母亲之死，当然，我并非认为这永远是如此地发生，但大部分情形均为如此，以致我们需要以具有一般意义的因素加以解释〔58〕。一般而言，童年时“性”的选择爱好引起了男儿视父亲、女儿视母亲有如情敌，而惟有除去他（她）、他（她）们才能遂其所欲。
在各位斥责这种说法为荒谬绝伦以前，我希望读者们再客观地想想父母与子女间事实上的关系如何，我们首先必须将我们传统行为标准或孝道所要求于我们的父子关系与日常真正所观察到的事实分别清楚，那就可以发现父母与子女间确实隐含着不少的敌意，只是很多情况下，这些产生的愿望并无法通过“检查制度”而已。且让我们先考虑父亲与男儿之间的关系，我以为由于奉行了“十诫”的禁令而多少使得我们对这方面事实的感受钝化了，或者我们不敢承认大部分的人性均忽略了“第五诫”的事实，在人类社会的最低以及最高阶层里，对父母的孝道往往较其他方面兴趣来得逊色，由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民间小说等均使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发人深省的有关父亲霸道专权、擅用其权的轶闻。克洛诺司吞噬其子，就像野猪吞噬小猪一样；宙斯（希腊神话之主神）将其父亲“阉割”而取代其位〔59〕；在古代家庭里，父亲越是残暴，他的儿子必越与其发生敌对现象，并且更巴不得其父早日归天，以便接掌其特权。甚至在我们中产阶级的家庭里，父亲也由于不让儿子作自由选择或反对他的志愿而酝酿了父子之间的敌意。医生往往可以看到一件可怕的事实：父亲死亡的哀恸有时并不足以掩饰儿子因此而获得自由之身的满足之感。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的父亲仍都对其由来已久的“父性权威”至死也不放手，以致诗人易卜生，曾在他的戏剧里，将这父子之间源远流长的冲突搬上舞台。至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冲突多半开始于女儿长大到想争取性自由而受到母亲干涉的时候，而母亲这一方面也多少由于眼见含苞待放的女儿已长得亭亭玉立，而难免有青春不再的伤痛。
所有这些均在一般人身上发生过，但对一些视孝道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人，其父母之死的梦，却仍无法解释得通。然而，我们仍可就以上所讨论的再继续探究这些童年早期的死亡愿望之来源。
就心理症的分析看来，更证实了我们以上的说法。因为分析的结果显示出小孩最原始的“性愿望”是发生在很早的年岁，女儿的最早感情对象是父亲，而男儿的对象是母亲，因此对男儿而言，父亲变成可恶的对手，同样地，女儿对母亲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就有如上述对兄弟之间“对手”之敌视一般，因此在孩童心理，这种感情很快地形成“死亡愿望”，一般而言，在双亲方面，也很早就产生同样的“性”选择，很自然地，父亲溺爱女儿，而母亲袒护男儿（但就“性”的因素并无法歪曲其判断的范围内，他们仍是主张严厉训练子女的），小孩子们也注意到这种偏袒，而也能对欺负他的一方加以反对。小孩子认为成人“爱”他的话，并不只是能满足他某种特殊需要而已，他必须包括纵容他在各方面的意愿。一言以蔽之，小孩作如此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性本能”，同时也由来自双亲的刺激加强此种倾向。
